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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2012-1-17 | 发布人:永外党建网 | 阅读次数:1247

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陈 翔

   1918年8月,一座融中西建筑风格的大楼在北京沙滩的汉花园拔地而起。大楼用红砖砌成,人们形象的称之为“红楼”,这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文科、图书馆及校部所在地。这一年,文科学长陈独秀迁至红楼二层办公;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组织了北大图书馆的搬迁,他的办公室位于红楼一层的东南角。中国共产党未来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南陈北李”同在一座楼里共事;马克思主义已开始在这里传播;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这里成长。这一切都预示着,北大红楼注定要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

  1917年冬,李大钊受聘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研读日本学者介绍的马克思经济学和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并有意识地研究社会主义思潮。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一个把十月革命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做了比较,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俄国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中国人民“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在他的《庶民的胜利》中,他着眼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反映了李大钊的无产阶级倾向和对历史发展的深刻洞察力。李大钊的另一篇著作《Bolshevism的胜利》明确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他对“俄罗斯式的革命”寄托了无限的向往:“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为弥补《新青年》标榜“不谈政治”而无法密切配合政治斗争进行宣传的不足,1918年12月,李大钊与文科学长陈独秀、文科讲师张申府等,在红楼二层文科学长室创刊《每周评论》。《每周评论》为李大钊开辟了一个更加有效快捷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19年元旦,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题为《新纪元》的社论,进一步阐述俄国十月革命的深远历史意义,称之“洗出一个新纪元来”。他写道:“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五四前夕,同在北大红楼担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指出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

  由于李大钊平素谦虚和蔼,待人诚恳,又有阅读新书的方便条件,当时北大不少教师和学生都喜欢到图书馆主任室聊天,图书馆主任室得到了“饱无堂”的雅号,因为在这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北大图书馆不仅是进步思想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而且也成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不少进步学生常来请李大钊介绍、推荐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和他讨论、研究各种新思潮,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

  《新青年》开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汇集了多篇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他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所作的重大贡献。此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有顾照熊的《马克思学说》,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奋斗的生涯》,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等。这些人无论是否信仰马克思主义,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新文化运动中的其他几位代表人物,这一时期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四面出击。陈独秀此时因散发传单而被关押在警察厅,继续着“以图根本之改造”的抗争,从曾经崇拜的法兰西文明和法国民主制度,转向尊崇社会主义革命;胡适一面大谈“实验主义”,一面继续倡导文学革命,宣传“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唐俟(鲁迅)告诫人们“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7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并针对腐败时政,发表大量的随感录;吴虞无情地抨击“吃人的礼教”,延续着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伦理革命的宗旨。

  1920年,李大钊受聘为北大教授后,率先在北大文科各系开设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曾指导贺廷珊等人撰写“试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等论文。在“中国发生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辩论会中,作为评判员的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证明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是人的意识和感情所能左右的。李大钊的声音不大,表现出一种高度自信心和坚定性,使人心悦诚服。一位反对社会主义的学生说,先生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论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使我们再也没话可说了。李大钊的发言引起大多数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

   五四运动前后,身居红楼的“南陈北李”,其精神领袖地位唤起更多先进青年树立起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17年以后,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中的杰出人物相继聚集北大,各种新思想在这里广泛传播。北京大学与《新青年》杂志的“一校一刊”的结合,使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北大红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营垒;陈独秀的威望更是与日俱增,他在进步青年心目中,是足以起到呼风唤雨的作用的。新文化运动早期,陈独秀的影响力远大于李大钊;但在五四运动后,李大钊作为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来说,更能称作一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精神领袖。两位进步思想界的明星逐渐引领青年中的崇拜者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祥地

  早在1918年冬,李大钊与北大教授高一涵等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当时“马克思”有译为“马尔格时”的,与西方人口论学家马尔萨斯的音译极为相似,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他们把这个团体定名为“马尔格时学说研究会”,以防在必要时对警察方面说这个团体是研究人口论的而非研究共产主义的。在李大钊的带动下,北大还是出现了最初一批热心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分子,为一年后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920年初,陈独秀带着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信念离开北京,辗转前往上海,在那里开辟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基地。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常是青年学生谈论的主要话题。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是当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的汇集之地,几次讨论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问题。“1920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11}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秘密状态下成立,实际成为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其成员多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研究会通过收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举办座谈会讨论、组织出版工作等,把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其成员发展很快。

  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通过北大俄籍教员柏烈伟介绍,先认识了李大钊。两人在红楼图书馆主任室谈话后,李大钊找罗章龙、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同维经斯基会面。维经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并带来一些书刊,如《国际》、《震撼世界十日记》等。维经斯基详细介绍了苏俄的各项政策、法令;还谈到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为解决困难,不得不临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集制等等。这次谈话,对苏维埃制度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对十月革命,对苏维埃制度,对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12}维经斯基准备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前,李大钊、罗章龙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成员再次在图书馆主任室举行会议,维经斯基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份参加。李大钊在会上简明致辞,感谢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怀,他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一定会有收获的。

  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并在1920年6月,主持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个组织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在红楼图书馆主任室,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同年底,在这里又成立了“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罗章龙分别负责宣传和组织工作。随后陆续发展一些成员,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北京的早期党组织已拥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君宇等十几名成员,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继上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帮助下,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三、共产党早期干部成长的摇篮

  从1920年3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到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北京大学一批进步学生的思想有了显著改变,并迅速成长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人物,甚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者。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初,主要成员大都来自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早期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等人。后来加入的有邓中夏、君宇、范鸿、缪伯英等。当时工作没有严格的分工,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大家公推李大钊为小组领导人。随着工作的逐步展开,组织内开始有了简单分工。张国焘负责组织、交际,邓中夏主持学生、青年团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主编《工人周刊》,兼管北方工人运动,刘仁静主要搞翻译工作。

  邓中夏作为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该团体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本着教育普及与平等的目的,积极组织以反日爱国、民主自治、破除迷信、反对封建家族制度、普及科学知识和提倡文化学习等为主要内容的露天讲演。1920年起,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对铁路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通过组织工人学习文化与政治,扩大了民主主义文化和政治运动的影响,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取得了联系工农群众的初步经验,并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开展工人运动打下了基础。

  张国焘是北大学生中的著名人物,曾代表北大学生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活动。他曾通读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中英文译本,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英国工人运动史等也有过一些涉猎。{13}参与创建秘密状态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陈独秀、李大钊筹划建党之际,张国焘辗转上海、北京之间,成为“南陈北李”的重要联络人。1920年7月,张国焘去上海,李大钊委托他向陈独秀转达自己的意见,大意是,他虽然主张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但陈独秀如有进一步的计划,他也很赞成。{14}陈独秀表示:“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15}此后,这个主张成为张国焘与陈独秀多次谈话的内容;同时还涉及到共产党的党纲政纲、党章和实际组织等问题。8月,张国焘回到北京,向李大钊转达了和陈独秀的一系列谈话和意见,李大钊“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16}随后,他们多次与陈独秀通信,开始了建党工作的具体商讨。

  罗章龙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重要发起人之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适应形势的发展,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决定从秘密走向公开,声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的会员,到1922年2月,《北京大学日刊》公布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宣称研究会会员已增至63人。罗章龙成为研究会正式成立后的第一任书记。在他的组织领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注意在工人中发展会员,在1922年统计的研究会100多名会员的名单中,就有25名工人,他们主要来自于长辛店、唐山、石家庄、郑州等铁路段,其中有邓培、王荷波等著名工人领袖。

  随着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1920年11月,北京地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随之组织起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几乎又都是青年团团员。君宇当选为第一任书记。青年团以北大为据点,积极开展活动。初期工作主要是在各个学校联络进步学生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读互助团,举办劳动补习学校,相机发展团员,并组织一部分青年赴苏联参观学习。1921年3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将原来所设的四部制及委员制改为执行委员会,张国焘、君宇、刘仁静分别当选为书记、组织委员、会计委员,李大钊当选为出版委员。4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在北大红楼举行会议,讨论“五一”举行游行、刊行一至二种宣传小册子、团员在运动中的分工、调查北京的平民学校及平民教育讲演所的情况以便进行社会主义的指导、如何组织印刷工人和其他工人起来和资本家斗争以及筹备“五一”节讲演会及如何研究主义等等问题。后来又在北大二院召开全体团员大会,成立由君宇、罗章龙、王复生等7人组成的“五一运动委员会”,制定“五一”节所要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和发展,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且还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壮大输入了新生力量。

   综上所述,由于李大钊的作用,无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思想基础方面,还是在发展和健全组织以及培养、准备干部方面,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出了重大贡献,北大红楼即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祥地,以及共产党早期领导者成长的摇篮,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起步的地方;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红楼也经历了思想上的根本转变,后在上海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与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南北呼应,成就了“南陈北李,携手建党”的佳话。主要由北京大学师生组成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组织的最早基础,也是当时几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最重要的小组之一。时代为北大红楼这座红色建筑赋予新的含义,人们也从这座建筑的红色砖瓦中,依稀看到中国共产党从90年前呱呱坠地的艰辛走向今日21世纪的辉煌。

 

  《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

  《新青年》5卷5号,1919年1月

  李大钊:《新纪元》,《每周评论》第3号,1919年1月5日

  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载罗久芳著:《罗家伦与张维帧——我的父亲母亲》4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新青年》6卷4号上,发表了胡适的《实验主义》一文。

  《新青年》6卷5号上,发表了胡适的《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一文。

  《新青年》6卷6号上,发表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

  《新青年》6卷6号上,发表吴虞的《吃人与礼教》一文。

  ⑨⑩朱务善:《回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96、293页

  {11}{13}{14}{15}{1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年版,第83、85、86~87、92、104

  {12}罗章龙:《椿园载记》75页,三联书店1984年9月第一版

  (作者单位: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来源: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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